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在《破除四个困境，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中称，现阶段，参考美国斯坦福大学的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技术许可办公室）模式，可以在国内高校设立“技术经理人”办公室，“由技术经理人对每项成果全权进行沟通、谈判、收益分配等，增强成果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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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也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在医学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过程中，“技术经理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理应通过规划和合理安排，使“技术经理人”服务临床、市场，发挥其应有功能。

“技术经理人”是抓手

“不敢转”“不会转”“路不通”是绝大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所遇到的困境。尤其在医学领域，一些成果不但需要经历从专利到模型、产品的全流程，还要兼顾药监批证、医保定价等环节，周期漫长。

张伟滨表示，在医学领域，一方面，科研人员最担心的仍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成果转化一旦在后期市值较高，极可能在事后审计中出现风险；另一方面，临床医生承担着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也缺乏额外精力去进行专利申请，价值评估，寻找对接企业，敲定法律合同等工作。

在张伟滨看来，“技术经理人”或将成为一个重要抓手，他们可以主动出击去市场中寻找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再居间进行撮合、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

张伟滨告诉第一财经，OTL模式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提出并应用的，该模式已被多所大学认为是行之有效的，世界各国其他地方也均在效仿，“归根结底，OTL模式中，技术经理人的专业性、稳定性和积极性，都极大地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推进。此外，人员的待遇、职称评聘等利益方面也需要有所保障，国际上做法来看，通常在一项成果顺利转化后，会有一个约定好的收益比例给到技术经理人和团队，保证其利益和后续运营。”

朱同玉此前牵头筹建了上海市金山公卫临床中心的“转化医学研究院”，他告诉记者，OTL模式高效且适合推广，但若在国内落地仍需突破一些机制上的瓶颈，“在我国的高校、公立医院体系内，均设立有科研院、科研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行政部门主导，业务部门的属性较弱，缺乏专业转化人才。”

“当前，我们医学院探索将‘转化办公室’设在科研处下，实行业务管理模式，其中也有不少技术经理人参与；这一做法灵活且不受编制限制，技术经理人也能在转化成果后获得规定比例的报酬。”朱同玉说。

2022年12月16日，在重庆市永川区新领先（重庆）生物医药一体化研发服务基地，新领先重庆研究院的研发人员在合成工艺实验室观察合成反应的现象变化。新华社图

应注重专业人才培训

对于OTL模式如何在国内落地，中山医疗科技发展公司原总工程师、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委会副秘书长徐梁也告诉记者，OTL模式在国内完全照搬仍有机制上的难度，包括要厘清“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深入考虑政策的协调性，不能（让政策）相互“打架”；明确专利评估是否可以由所在高校、公立医院等自主进行决定等。

“但不论有哪些机制上的困难，为技术经理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进步通道，是当务之急。”徐梁说，当前，医学领域技术经理人的市场缺口很大，能胜任该领域工作的人员，也被科技、人社等政府部门认为是“十分紧缺”人才。

那么，“技术经理人”需要如何进一步培养？朱同玉称，医学领域技术经理人对于专业知识储备的要求颇高，除了要熟悉高价值专利布局、专利转化规范性流程等内容外，自身还需要具备过硬的医疗科学知识（包括生物学、细胞生命学等）。

作为开展了多期“专利转化专员”培训课程的资深人士，徐梁告诉记者，医学领域的成果转化具有一定特殊性，由于涉及药品、医疗器械的申报和注册，转化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层层许可，“我更愿意将技术经理人称作专利转化专员，可能会更易理解、更接地气，临床医生、知识产权企业等各方人士参与度也会更高。”

“当前，我们正在逐步培养一批既懂药品、医疗器械研发与注册法规，又懂专利市场前景，还能把专利变成产品、商品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在未来形成服务于高校、医疗机构的成果转化专业队伍。”徐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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